透视危机两千年:“齐国灭亡”的悖论

2017-04-07阅读

  

齐国故城风貌还原图

一、如此相似的“大国”

在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国时代,有一个古老的国家——齐国,它曾经是一个可以左右整个华夏局势的“超级大国”,也曾以战国“第一富庶之邦”引领天下商业,更曾经在当时天下邦国中一度“文化灿烂”而为天下学人之蔽渊,然而如此政治、经济、文化“强大”的国家却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衰弱下去以致最终被秦国所灭,那就不禁令人唏嘘短叹了。笔者之所以如此关注此国家,是因为不经然发现这个国家在衰弱乃至灭亡前的“国家状态”、“国际环境”以及族群性格等等方面与当今21世纪之中国是如此的相似,如果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的话,那么你会发现那个时期的“大国”齐国仿佛就是当今21世纪中国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所成的“像”,因而分析探讨齐国衰弱乃至灭亡的原因就对当下的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借鉴作用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镜子成像照的是自己,如是而已。

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叙述与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最后简述了齐国末代君王田建最终亡国的过程。从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齐国鼎盛时期——齐宣王、齐湣王当政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辉煌”的描述:“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其实在齐宣王的前一个君主齐威王时期齐国便已经开始崛起于中原了,在这个时期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便是“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政治改革”与孙膑“围魏救韩”、“围魏救赵”而杀庞涓的军事胜利的“事迹”。

于是,对比于当代中国,我们便可以列出以下几条臆想中齐国不可能产生危机甚至灭亡的“大国”姿态:

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而在齐湣王时更是有“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的“辉煌”政绩,这恰恰与当今中国国际上和美国并称的“G2大国”,各地大搞“政绩”工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论经济,当时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程度与魏国相媲美,在最鼎盛时期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可以与秦国比肩,甚至直到亡国之时,齐国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而这又与当今中国的“GDP强国”、“世界工厂”的“美誉”何其相似。

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天下第一学宫”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而对比这一点当代中国甚至有所不及。

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这又恰似当今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态,君不知各大军事论坛里网友动不动就要“扫灭日本”、“吞并韩国”,直把自己当成威武大将军,这便酷似当年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的“镜像”了。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而如此“尚武风”与“军事史”和当今之中国简直如出一辙: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兵力冠绝天下、而军力更是被称为“第一陆军”强国,论攻战史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更是有摧毁“国民党反动派”、击败“美帝国主义”、挫败“苏联侵略”等优良战绩,论苦战史我军哪次战争不是历经艰险而战胜的呢?

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风军事上皆显“大国”姿态的齐国为什么会最终衰弱乃至灭亡呢?这个悖论是如何产生的?

二、“大国”齐国灭亡的悖论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齐湣王统治时期。在中国古代,如对一国之君以“湣”为谥号,表达的就是“乖张”、“机巧”与“昏乱”的含义。在上文的《盐铁论•论儒篇》中谈到“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这里边对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与人才流失(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适楚)两大基本面,于是“诸侯合谋而伐之”,齐国差点灭国终至衰弱。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熟知的有:燕国名将乐毅“伐齐而下七十余城”,齐国仅剩即墨与莒城两座城池苦苦支撑,而即墨守将便是大名鼎鼎的田单,田单守城守了五年而后好不容易用离间计让乐毅被罢免随后以“火牛阵”攻破燕军而复国。

为了加深读者对于齐湣王的“荒政”的认识与感受,以下举几个例子便可知。

首先在文化“享乐”上,齐湣王田地自诩“天之神蛟”而对当时赫赫有名的名士讥诩不已。例如有一次他对请来当自己老师的名士田巴发问:“敢问先生,何为五怪?”,田巴一怔,正色答道:“治学以经典为本,何言怪力乱神?”田地咯咯笑道:“不知便不知,世间有怪,不能说么?”田巴大窘,红着脸道:“太子便说,何为五怪?”田地昂昂高声道:“水怪为罔象,石怪为魍魉,木怪为夔,土怪为羵羊,火怪为宋无忌!”田巴竟是苦笑不得,于是径自离去,自此再没有人敢当田地的老师。根据这样的对待知识与人才的态度,原本身居齐国的各大名士离去便自然而然了。更为荒谬的是,齐湣王田地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武有功”不惜在原本是皇家园林的北苑开设战车场、技击场、步兵场、铁骑场,让自己的士兵表演相应的军事技术,而实际上是将其当成了一个类似古罗马角斗场一样的格斗场地,其中比赛失败的一方将被肆意杀虐。由此可见齐湣王思维模式之非正常化真如此般激烈。

其次在经济军事上,自即位称王之后,齐湣王便大刀阔斧的开始了青蛟霸业。第一道诏令便是加收赋税一倍,府库大是充盈。接着便是征发精壮三十万成军,连同原来的三十万大军,齐国便有了六十万大军,一举成为七大战国之首。自此齐国百姓便为自己君王的“王霸大业”而陷入了繁重的赋税与徭役的苦海中。

最后在政治上,齐湣王为了扬名诸侯而不惜私自与秦国互相约定为“东西大帝”,而后又出尔反尔不仅在六国合纵攻秦的紧要关头私自撤军,更是趁各国把精力放在对秦国合纵用兵之时私下吞并了宋国。这下各大诸侯国不干了,心想这个刁蛮的齐国不仅独自毁约撤军导致各国合纵攻秦不利,而且还趁各国腾不出手之时二话不说就在后方“摘桃子”,太没道义了。于是齐国便因为此事而被各国所孤立,陷入到了政治上的极端不利地位。其实在危机之前,齐国著名的公子孟尝君就向齐湣王劝谏说,作为正常的邦交之道齐国必须履行盟约与诺言并理性对待吞并宋国的事情,以免因“失道”而被群起而攻之,但是齐湣王田地却反而讥讽孟尝君:“即便当六国来袭时,我也可以像秦国一样击退六国!”

如此这般之后,齐国终于因“失道”而被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所攻破,齐湣王更是在战败后被愤怒的本国民众杀死而后“千刀万剐”,尤令当时各国所震撼。这用伟大领袖的话说便是: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但是,这伟大力量现在才显示,终究不能避免齐国行将灭国的危机,我于是要问:“伟大力量”之前都干嘛去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齐国终于衰弱下去,而后两代君王齐襄王、齐王建皆偏安一隅,在战国这样一个攻战伐交之世中居然安然“置身事外”长达五十年之久,真可谓异数。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齐国在继韩、赵、魏、楚、燕后终究被秦国所灭,从此华夏一统。

而对“大国”齐国灭亡的悖论之探究讨论,自古从未停歇过,最有名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与苏洵的《六国论》,这两者的讨论大同小异,大都把齐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恶政与不助五国抗秦的“天命”结果:“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苏洵《六国论》)。及至现代,各史学家也对此也有所讨论,比较典型的论点当属《大秦帝国》的作者、著名学者孙皓晖先生的“偏安亡齐”之论。然而我以为,这些都未说到本质上。过了两千多年了,我们的思维工具已经足够先进,便不能仅停留在现象与简单的因果关系上了,而要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历史的规律上。历史的规律是什么?人性的规律罢了。

三、透视危机两千年:非在天命,而在人性

要清晰地认识两千年前这场“危机”事件,我们先要知道何为危机:危机是在短时间内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它是有可能变坏或变好的关键时刻。(《大英百科全书》)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人”在危机事件前(系统基本架构预测)、事件中(时间压力与不确定性)、事件后(关键决策)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危机、人性的危机,而且是“危”与“机”并重。于是,让我们进入人性本身来看清这一历史迷雾。

学界对于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尚无定论,但是对人性源于自私之根却是公认。著名学者R·道金斯在其《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指出:“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同时,“基因又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自然选择的过程有利于那些同其它基因合作的基因……时至今日,发生于基因之间的交错的共同进化过程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由大量基因共同支配复制的)生物个体细胞中的千千万万种基因的集群性,实质上已不可辨认”。

在这里“自私”是一种比喻,基因拼命地展示、实现自己的复制和控制的功能,只是它的本能,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物的本能,包括人类在内。人性自私虽不必为恶,但是却引发了为恶的潜在动机,这种为恶的潜在动机便是人性的“原恶”,而西方基督教所谓的人的“原罪”说实际上也是源于此。“原恶”不是恶本身,而是产生恶的行为的潜在的心理因素,它潜在于一切人的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而文明是人类向真善美的至高价值攀登的过程,同时也是克服自身原恶完善自己的过程。基本的原恶分为三种:任性、嫉妒和懒惰,而这只是人性的第一层次:本体论。与人的原恶相对应的是人的欲望或者说价值层次,对于这些价值层次的阐释古往今来有各种不同的论述,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性决定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但总结一下,可以很容易得到下边的阐述:

人性的意义由低到高共有三组九层:

第一组,“自然性”客观意义:食、色(感觉)、性,又称欲望的意义,其对应的是三原恶:任性、嫉妒和懒惰;

第二组,“社会性”相对意义:权力、利益、名誉,又称需要的意义,其对应的是三原罪:暴力、欺诈和谎言;

第三组,“精神性”自由意义:信仰、知性、爱,又称追求的意义,其对应的是三原苦:恐惧、焦虑和孤独。

其中要说明的是人性的第一组和第三组即“自然性”与“精神性”是绝对的,第二组“社会性”是相对的。但是“自然性”的绝对不同于“精神性”的绝对,“自然性”的绝对是先验的绝对性,即天生便具有的;而“精神性”的绝对性是应然的绝对性,也就是注定要去追求的绝对性。

于是,当我们知道了人性的层次之后,我们便可以此为基础来分析“齐国”灭亡的人性本质原因了。实际上,任何社会性危机的产生到最后悲剧的过程都是以人性第一层次自然性的“三原恶”(任性、嫉妒、懒惰)积累爆发为原因,以人性的第二层次社会性的“三原罪”(暴力、欺诈、谎言)为其扩展和表现手段,而以人性的第三层次精神性的“三原苦”(恐惧、焦虑、孤独)作为最终结果或者目的,于是这一整个程序便完整地体现了本体论——方法论——目的论的全过程。然而,我们还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危机爆发的原因——人性的三原恶:任性、嫉妒、懒惰上边。

“任性”实质上源于对既存文明规范的拒绝和排斥,是指以无视既存社会法则(道义、道德、法律、制度等)的方式思想而行事;

“嫉妒”实质上源于对公平竞争的拒绝与排斥,是指因别人某方面优于自己而对别人怀有恶意;

“懒惰”实质上源于对现实活力的拒绝与排斥,是指指望不劳动或少劳动而获得自己所需。

根据以上阐释,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齐国的亡国危机爆发前后齐国的以国君、国民为代表的整个社会体系的表现了。

1、“任性”:齐湣王用边角料的“知识”来讥讽排斥田巴、荀子等名士是对知识规律和求学规律的任性排斥;他将皇家园林北苑改成私人“角斗场”并肆意杀人,是对当时战国的道德规则的排斥;而齐湣王在六国合纵攻秦时私自退兵甚至在后边私下侵吞宋国,则是对当时的国际邦交道义的任性排斥。

2、“嫉妒”:齐湣王深深地嫉妒当时秦国的地位与军力,于是便私自遣使于秦并希望与秦国当时国君秦昭王约定为“东西大帝”,这是对与其它国家进行公平竞争的排斥;当孟尝君向齐湣王痛陈变法与邦交以远离危险的必要时,他反而讥笑孟尝君:“当六国来袭时,我也可以像秦国一样击退六国”,这是对与秦国展开内政改革公平竞争的排斥;

3、“懒惰”:齐湣王不例行变法而独自扩军加赋,是对参与当时整个战国变法潮流现实活力的排斥;齐湣王后的齐襄王、齐王建两代君王偏安于东海一隅,置当时整个中原攻战伐交以自强的文明大势于不顾,置身“文明”事外近五十年以致齐国战备松懈,这是对参与文明竞争的现实活力的拒绝与排斥。

于是,齐国的以君王官吏为代表的主要社会系统在危机事件的前期、中期、后期积累了如此之多的“原恶”,遂导致了整个社会“原恶”的大爆发,于是齐国在别国军事暴力攻击下被攻破,在齐王建一朝中的大奸——后胜的欺诈卖国下投降于秦,整个齐国欺骗齐国国民近五十年的“齐国安好”的意识形态谎言被揭破;最终让整个齐国近千万的民众陷入了对死亡和未知的极大恐惧,对生活与前途的极度焦虑,对失去国家、亲人的极度孤独之中——这才是“大国”齐国灭亡的本质原因。

当我们知道齐国灭亡的本质之后,怎样让其指导当今之中国呢,因为根据上文第一个大标题所描述的情况,当今之中国和当年的齐国非常相似。

我们知道,整个文明进步的过程便是整个人类向真、善、美攀登的过程,同时也是克服自身“原恶”并使之不露形迹的过程,而怎样克服人性的“原恶”(任性、嫉妒、懒惰)并限制“原罪”(暴力、欺诈、谎言)战胜“原苦”(恐惧、焦虑、孤独)呢?我们就必须向人性的追求层次看齐:我们必须保证人的基本自然需求(食色性)也即温饱的满足,然后在自己“社会性”而去寻求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文化名誉的过程中努力追求政治性平等、经济性自主公平、文化言论的自由(即“社会性”平等、自主、自由三原理),以不断完善我们去处理危机的社会文化体制;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行为需要向人性的第三层次信仰、知性、爱心的“精神性”进发,以真正实现整个社会、民族、文明的本质的“崛起”与“进步”,进而最大程度的降低“危机”发生而致灾难和悲剧的机率。

只有这样,生于齐国灭亡的两千年后的我们——进入21世纪的中华民族,才能以本质上“文明进步”的高昂姿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只有这样,到最后我们才能够说:大国之危机,非在天命,而在人性;中华之崛起,不在天意,而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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